在被迫进入的人间迷宫中，生活和文字，总有一个会是出口。我们精选了八段文字，邀你一起看见最普通而线.范雨素

　　我一直觉得自己就像一百年前，许地山《春桃》里的女主人公春桃，靠捡字纸生活。不同的是春桃捡字纸，是因为那时的乡下都一样，不闹兵，便闹贼，不闹贼，便闹日本，不敢回去。

　　北京那时有很多旧货市场，里面卖旧衣服、旧鞋、旧家具等各种二手货。卖旧货的很少是本地人，他们大多来自河北的滦平，河南的固始，安徽的阜阳，我还记得，固始人把说话的“说”字发成“学”音。

　　旧货市场还有好多和我一样找字纸赚钱的农民工，现在叫“北漂”。我长了一张“政治正确”、永远也当不上小三的脸，所以和不少在旧货市场谋生的人成了泛泛之交。

　　有个来自四川的男孩，小麦色的皮肤，脸圆圆的，小眼睛贼亮，我不知道他姓什么，大家都叫他“小四川”，还有专卖小人书的“东北小刘”。

　　东北小刘在没有顾客的时候，就拿着小人书在水泥地上慢慢磨，像打砂纸。他说这是给小人书做旧，因为过去那些有收藏价值的小人书早卖空了。他买了一些盗版的名家画的小人书，做旧哄骗人，卖个好价钱。

　　我们这些找字纸的北漂农民工，认的字不多，经常要接触繁体字，因此，人手一本繁体字字典，边赚钱，边学习。

　　我小时候爱读哲学，想当中国的第欧根尼。来北京之后，每天为生活所迫，从不看书，但每天和书打交道，只记得书名和作者的名字。很多年后，我在被我叫作“第欧根尼的狗窝”的出租房里放了很多书，翻开那些书时，好像跟有过一面之缘的人终于做了朋友。

　　小四川在废品收购站扒拉到一套清刻《十三经》，他喜滋滋的，第二天把这套书卖了一千块钱。不过，隔几天，《北京晚报》上登出消息，有个人向公家捐了一套清刻《十三经》，国家奖励十万元。听说，这套正是小四川卖掉的那套《十三经》。

　　那时候，一千元是一个苍蝇馆子里打工的服务员三个月的工资，十万元能在三环边买套房。

　　小四川把《十三经》换成一千元时，高兴得喝了一瓶二锅头。当他听说买书的人捐给国家，得了十万后，他又难受得喝了一瓶二锅头。

　　那时候，二锅头五块钱一瓶，认识的人都喝二锅头。我们这些摆摊的朋友听说了这个消息以后，有兔死狐悲之感，觉得没文化，真可怕。一人买一瓶二锅头，陪他再喝一瓶。

　　一套《十三经》，小四川喝了三瓶二锅头，第一瓶是高兴的，第二瓶是嫉妒的，第三瓶是悲愤的。

　　和我关系最好的是来自河北滦平的朱老二夫妇，他们两口子做古旧家具的生意。朱老二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他的脸长得像张三爷一样黑，张嘴说话，只能看见一排白白的牙齿。他们主要收的是樟木箱子，三十元收一个樟木箱子，卖五十元，赚拼缝的钱。

　　1993年，朱老二刚经历了一场失败的生意，他去山东买了一个紫檀条案，按当时的价格，七万元买个老案子，倒手能赚好几万。可买回来后发现，这个案子不是明清的老家具，只值几千块。七万元是朱老二当时所有的身家，这一下子全赔上了。

　　躺了半年后，朱老二从头再来，又到了北沙滩旧货市场。这次他只收樟木箱子，卖樟木箱子，因为樟木好认。

　　朱老二经常谈他小时候的故事。他说他爸爸是军官，他们家在村里老受气。“”时，村里有人饿死了，他爸爸打过仗，脑子活，领着一家人去内蒙古多伦开荒，他们一家才活了下来。

　　当时，朱老二把樟木箱子攒够一个大货后，就拉到四惠的梆子井。梆子井是跟中国传媒大学隔一条马路的村子，当时，很多大买家在那里租下仓库，来存放收购的明清家具，那里聚集了一批旧家具大户，里面有一个叫李勇的大老板就专门收购这些樟木箱子。

　　普通拼板樟木箱子二百元一个，如果是独板的樟木箱子，价格翻倍，四百元一个。如果箱子成对，价格也能略涨一点。

　　啥叫独板箱呢？记得那时樟木箱子的长宽高分别是80、50、40厘米，独板箱就是宽度为50厘米的樟木箱，是从一棵大树上取材剖板做出来的，不是两块或者三块板拼出来的。

　　一个独板箱，它的前身就是一个森林里的大树王。在梆子井里的这个仓库，聚集了不计其数的树王。

　　大老板李勇四十来岁，北京本地人，秃顶了，他原本是《体育报》的记者，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下海了。他专门收集老樟木箱子、明清家具，然后，把这些物什卖到法国去。

　　听说，李勇的哥哥在法国大使馆工作过，所以，他是个有门路的人，能赚很多钱。

　　就这样，不计其数的樟木箱子，转入大河，进入太平洋、印度洋，在集装箱里，漂洋过海，到了欧洲，到了法国。

　　后来，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巴黎时装周的节目，我就闻到了古老的樟木箱子的味道，我就听到了森林树王在低吟浅唱。我想到这些美丽的衣服是装在从我国运过去的古老樟木箱中的，心里就得意。

　　十二岁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，我和小伙伴正在踢毽子，父亲走过来对我说南山岗地里灯笼果熟了，问我要不要吃，要吃的话跟他一起去。我一听，有野果儿吃，当然去啊。父亲挑着两个箩筐在前面走，我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。

　　地里只有一株灯笼果，熟透的果子掉在了地上，我忙不迭地捡起来，大概有十多颗。撕开包着的黄色皮儿，里面是圆溜溜像宝石一样晶莹透亮的果子，味道又香又甜。父亲对我说：吃完果子要把红薯捡到一起。我一看地里横七竖八躺着的红薯，就蹲在地上收拾起来。

　　我和父亲装了满满两箩筐红薯，父亲弯腰挑起箩筐，走时对我说：你在这儿等着，我送完这一趟，我们再一块儿回去。我答应了。

　　不知不觉天已黑了，我捡完红薯，父亲还没有来。是啊，从地到家来回差不多两里地，回家还要把箩筐里的红薯一个个小心地拿出来，避免碰破了皮。要是破皮了，红薯很快就会腐烂，那就打不出粉来，没有粉就做不了粉条。

　　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四周一片黑黢黢的，树林里不时地传出不知名鸟儿的叫声。这个南山岗从前是一个乱葬岗，三年困难时期，大批饿死的人都葬在这里，那些因缺医少药或者重男轻女早夭的孩子也扔在这里。旁边不远处是一个池塘，我想起奶奶给我讲的水鬼的故事，越想越害怕，索性像鸵鸟一样顾头不顾腚，一头钻进了红薯藤堆里，两条腿使劲蹬，想要往里钻得更深一些。

　　父亲来的时候没看到我，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。我再也忍不住“哇”的一声哭出来。父亲拉着我的两条腿，把我从红薯藤堆里拽出来，用粗糙的手替我擦去眼泪。

　　收完红薯，就要抓紧时间提取淀粉，不然天气越来越冷，红薯会烂得很快。提取红薯粉的第一步是先把红薯用水冲洗干净。再用石磨磨碎。大一点儿的红薯还要用刀剁成小块儿，不然会卡在磨眼里。磨出来的淀粉和渣是混在一起的，父亲要用滤布把渣分离出来。滤布的四个角绑在一个架子上，父亲的两只手要一左一右有节奏地摇晃。一天摇下来，父亲就腰酸背疼，两腿僵硬。

　　把流出来的白浆水倒在缸里，再用一根木棒子在缸里不停地搅拌，作用是让泥沙沉淀在缸底。第二天，滗去上面的清水，下面白色的就是粉了。白白净净的粉看起来像一块玉一样，纯洁无瑕。取粉时用贝壳削去下面的泥沙，把粉在太阳下晒十来天，等粉完全干透就可以漏粉了。晒粉的时候会有树叶和小虫落进去，要挑拣出来。漏好的粉条是透明的，里面有一点杂质都看得见，再说粉条是入口的东西，当然要讲究卫生。

　　那几天，父亲天天从收音机里收听天气预报，要挑个好天时漏粉。在晒粉的过程中，要准备漏粉的东西。要提前劈好一堆木材，因为要烧一大锅开水煮粉，在漏粉时，下面要不停地烧火，不能让锅里的水温冷下来，要不那粉条就熟不了。另外还要准备一口大缸，用作冷却粉条。光挑水注满这一口锅和一口缸，就要一上午时间。

　　漏粉那天，全家大小齐上阵。连弟弟都要在灶前烧火，要保证大锅的水永远是沸腾的状态。还要准备一个和面的大盆，把红薯粉倒在盆里和成大粉团。父亲把葫芦瓢底钻几个眼做成漏粉器，一手端着瓢，一手一下一下击打着瓢里的粉团。粉条从瓢眼里钻出来，不疾不徐地垂落到锅里。不一会儿，在锅里烫熟了的粉条就飘起来。这时早已等候多时的母亲用长筷子把它夹起来，再用另一只手接住。连续夹几次就成了一大把。开水锅边温度很高，又因为手里的粉条很烫，不一会儿母亲就满头大汗。把烫手的粉条放在水缸里冷却，最后再捞起来搭在木杆上，漏粉的过程才算完成了。

　　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我们就把粉条抬出去。父亲提前在空地上钉好了树桩，拉上了绳子。我们把粉条挂在绳子上，再用木叉顶起来。到这儿还有一道工序，叫“开粉”，因为粉条都粘成一团了。这时候就要把它搓开，要是太阳出来晒干了就开不了了。冬天气温本来就低，再用手揉搓冰冷的粉条，只一会儿，手就冻僵了。看到父母那么辛苦，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，长大了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。

　　晒粉条光有太阳不行，还得有风，那样粉条就干得快。粉条干了也不叫干了，叫“上岸”，风还不能太大，不然会把绳子晃悠断。

　　中午我们吃过饭，检查粉条晒到几成干。突然，绳子“啪”的一声断了，一排粉条都倒在了地上，那一声脆响，像一记耳光甩到脸上。我气得眼泪直流：怎么就这么多挫折呢？怎么就这么多磨难呢？不是说穷人天照应吗？就这么照应的吗？

　　母亲顾不上怨天尤人，赶紧指挥我们重新拉好绳子，又把粉条抬起来挂上去。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一个词叫坚韧。

　　三和青年不选择工资稳定的工厂工作，其中既有自身原因，也有中介和工厂的原因。从自身客观原因来讲，一些青年在做日结或做法人时身份证被骗，也有人为了暂时生存卖掉身份证，还有些人的身份证不慎被偷，没有有效证件就失去了进厂工作的机会，只能做做日结。从自身主观原因来讲，相当部分的青年是可以在工厂找到工作的，却觉得工厂的工作太机械、太无聊，赚不到什么钱，做一段时间就会产生强烈的厌烦心理。一些青年说在工厂做工会麻木，整天就是一种生活，没什么意思。有个青年讲述了他的故事：之前他在流水线小时不停地干。流水线上有监工或是小组长逼迫他们要保证一定的生产量，指挥你干这干那。他觉得自己喜欢和人聊天，不适合重复干一样的活儿，在流水线上做真是生不如死，就提出了辞职。

　　其实，三和青年普遍反映的是在工厂工作，到上班时间必须打卡，迟到就要扣工资，上厕所都要排队和请假，更不要提吸烟了，还要面临着长时间的加班，特别是持续时间很长的晚班。当主观上接受不了严格的管理，就对进工厂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情绪，反而觉得做日结挺好。日结没有严苛的制度约束，有一定的自由和自主选择权。虽说他们也知道自己在混日子，但这也比去工厂活得更有意思。

　　还有一些人是受自身能力所限，无法在深圳找到愿意接受他们的工厂。比如，有一个青年说自己也去了几家工厂，每次体检都通不过。常见的还有学历不够，无法通过笔试。有一个青年选择了一家待遇不错的工厂，笔试中要求写出26个英文字母的大小写，可他根本写不出来。这些本来有意进厂的人在多次受挫后，也就不再考虑进厂，只好转而寻找临时工作和日结工作。而有技术和能力的青年更容易“上岸”，一位2008年就来到深圳打拼的青年，也曾在三和厮混了近一年，之后幡然悔悟，找到了一份工作，但还经常回来逛逛。他说能找到工作的重要原因就是有一定技术，会操作电脑，这样才得以在工厂立足。

　　一些青年对自己不进厂工作还有另一种解释，他们认为进厂也学不到技术，只能干体力活，过着完全机械化的生活。而且工厂内的生活环境也和三和一样恶劣，宿舍里蟑螂多，被子和床板里藏着臭虫。当然，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像他们说的这般恐怖，却为他找到了貌似合理的理由，联想到他们在三和的住宿环境同样恶劣，这种借口实则难以成立。

　　更有趣的是，小部分青年会把中介“剥削”作为不进厂的理由。工厂里做工大多是按小时工标准进入招聘市场的，小时工并不是工厂的正式员工，而是通过和中介（人力公司）签订劳动协议，有时候只有口头协定，以劳务派遣方式进厂。工厂内人事部门把每个打工者的工时数和应得报酬交给中介，中介扣除相应费用后，再把工资发给打工者。因而，一些青年认为中介拿的那部分费用属于不劳而获，中介都是“黑中介”，不进厂就是因为不愿意被“黑中介”剥削。还有一个反抗剥削的由头是工厂剥削太狠，由于一些青年能力有限，即使进厂，刚开始也是做小时工，月收入通常只有3500～4000元，扣掉餐费、住宿费、水电费（共计1000元左右），再扣掉每月迟到几次、旷工几次、请假几次的罚款，加上周末聚餐、喝酒、吸烟、上网等开支，拿到手的工资所剩无几。他们认为这是工厂剥削造成的，收入甚至比不上天天做日结，索性不去工厂。

　　宁愿选择日结也不进厂，他们做日结的意愿其实也会降低，换言之，大部分做日结的青年并非每天都去找日结，而是处于间歇性工作状态，即干一天玩三天。从局外人的视角看，间歇性工作的客观原因是没有机会、没有资源、没有相应能力，主观原因就是懒惰，或因遭遇多次打击失掉了发展动力。加上一些人适应了混吃等死的环境，不想再离开，即使离开一阵子也还会回来，宁愿一天只吃一顿饭，也不愿意工作。为了维系残存的一丝脸面不愿意彻底挂逼，他们采取间歇性工作方式并对这种方式给出了“合理性解释”，所谓的“合理性解释”都体现了他们的厌倦心态，最终他们只能游离在日结工作、底线生活与挂逼生存的无限循环中。

　　我的精神家园：生活，线年腊月靠近年关的一天，天擦黑时分，我接到同学托人捎来的口信，灵宝某矿口矿上有一个架子车工的缺口，我当夜收拾好行装，弟弟打着手电，天亮时赶到了工人集结地。

　　矿口在灵宝朱阳镇朱家峪的一条岔峪里，大雪封山，经冬不化。洞巷低矮，高度一段一米七八，一段一米三四，像盲肠一样，宽不过一米四五，架子车勉强可通行。而深度达五六千米，内部布满了子洞、天井、斜井、空釆场，像一座巨大的迷宫，它黑暗、恐怖、危险、潮湿，从南到北，秦岭被多处打穿，以至于熟悉洞道情况的打工者，根本不用翻山越岭就可以进出来往。

　　开始，因为没有别的技术和经验，我的工作是拉车，把炸药爆破下来的毛石或矿石拉出洞口。每天工作都在十小时以上。矿洞漆黑而低矮，为防止碰头，我总是弯着腰、低着头，昏暗的手电筒挂在胸前，汗水总是湿透了衣服。

　　后来，因为一些机缘，我改做巷道爆破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爆破工这个行业很杂乱，并没有组织，哪里有活儿就往哪里去，同行之间互通信息、互相召唤。我几乎跑遍了全国所有有矿的地方，秦岭、祁连山、阿尔泰山、长白山等。我的同伴至今还有在塔吉克斯坦、印度尼西亚矿山干爆破的。

　　这么些年，经我手使用的炸药雷管大概要用火车皮来计。我写过一篇《一个人的炸药史》，我竟发现，我的爆破史几乎是一部民用造演进史。因时常发生在爆破工身上的颈椎伤病，2015年春天，在西交大一附院做了手术，也因伤病，不得不离开矿山。到此时，我在矿山整整工作了十六年。

　　好不容易熬到下班，几个大男人回到工棚，东拉西扯地谈些无聊的话题。日子久了，同样的话题聊了又聊，自己也觉得没意思了。还不如侧坐在床头打盹儿，或去门口站着，看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。

　　我们住的工棚位于北京皮村的路边，紧挨着路边的树丛，用薄薄的铁皮围个圈，上面盖个顶子。前面开个门，却没有安窗户——大概是造屋者认为我们不需要光亮吧。

　　工棚虽简陋，倒也能遮风挡雨。对于我们这些外地人来说，能在北京有个工作、有个住处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只是，这条乡间路虽然不宽，车辆、行人却不少，经常有不懂事的垃圾车在半夜高声喊叫着，狂奔而过。而被扰醒了美梦的我们，往往还要起得很早。

　　话说做我们这行的，有很多人只是在青中壮年时“吃老本”地打拼。到了大概五十岁以后，每个师傅身上都会开始留下一个不同的伤痕或是病痛缠身。工地现场的医药箱，优碘、纱布、棉花绷带可以放到过期，最常被使用的，就是止痛药。

　　当然我必须承认，自己也是其一。我也有和他人不尽相同的常备药品，即使现在的工作已经没有了工务所，但我的随身包包以及公司车上，仍放有止痛药。并且在淋雨工作后那头颅发胀的状况下我就会吞下一颗。另一个则是支气管扩张剂，随着自己逐渐有了运动习惯，倒是比较少用到。

　　说真话，我到现在还是搞不大懂那些止痛药的差异。师傅们也搞不懂。我们对这些药品的最大理解程度就是口耳相传。有些师傅非普拿疼加强锭不吃；有些人，例如粉尘甚大的木工、泥作，则是一定要吃专门的鼻塞喉痛胶囊。久而久之，每个人都有一些私传的口袋药品。男工们普遍相信，这些药品配上高梁酒后药力更强，因此，真的有师傅将高粱酒装入水壶中，和止痛药物一并服下。女工们则比较流行服用感冒糖浆，有一种甘草止咳水，据说可医治百病从手痛脚麻，到任何呼吸道疾病，一饮见效，没有什么是“喝一罐”不能解决的。另一些女工则是长期的负重，一日天冷气寒，便立即喘不过气。我因为有这类经验，备有支气管扩张剂，也帮过不少工地女工。往往在地下室晕眩，呼吸困难时，带到工地外吸入“备劳喘”便会慢慢恢复。

　　其实，这往往是老工人或年纪比我长上许多的工人，那一辈分的人才会有的习惯。年轻的工人无须负起管理、指挥及调度责任这时候就可以离开工地，请假跷头去就医。看医生也是在工地过劳时，跷班离开的一个好借口。但年长的师傅们受到养家的压力，以及其他师傅的期待，不能随便请假就医。每个人都想要健康。身为领取日薪的人，每一次前往就医的时间就代表失去一天的薪水，更担心的是一去之后所得到的医生警语。

　　陕组通字[2020]41号……为进一步鼓励引导博士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，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，现就开展我省第七批博士服务团人选推荐工作通知如下……

　　我在陕西科技大学教文学和美学课程已近十年，每年收到类似的消息，逐行认真阅读却还是第一次。

　　我的工作是分析小说、诗歌和绘画，把内心的激荡传递给学生。很难找到比这更加愉悦的职业，但我有时会想：除了教书，我能不能走出校园，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？我对于官场的想象来自小说和电视剧的构建，真实的各级政府究竟是怎样运作的？在服务地方的过程中，我要如何和老百姓们交流？这些事情我都有兴趣去体验。

　　文件附表中有个单位离我家只有两公里，而且与我专业相近。如此合适，便不必再等待，立即提交申请——拟挂职岗位：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副局长。

　　初到局里的第一天，我握了几十双手。走廊里的棕红木门依次打开，工作人员从办公桌旁起身，介绍自己的姓名，伸出手来。年轻人笑容浓一些松一些，年长的人笑容淡一些紧一些。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例外，他的笑容非常谦恭、礼貌。我后来知道，他是办公室主任，姓栗。

　　我坐在自己桌前，身后是窗子，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正在想象“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副局长”的第一份工作任务应该会是什么，栗主任带着充足的笑容进来，手上拎着一张军绿色帆布行军床，抱歉地告诉我午休只能这样凑合。他向我示范打开和折叠床的方法，然后依次交给我饭卡、钥匙、鼠标垫、WiFi密码。

　　第二次进来时，他手上拿了几个文件夹，说：“素秋局长，这是您今天要批示的。”

　　批示？这个词听起来架势很大的样子。这简直是始料未及的工作，我完全不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小芝麻官还需要批示文件。这些带着红头的白纸黑字，叠放整齐，落在我桌上，等待我的笔迹。

　　栗主任教我：“在您的名字上画圈圈，是最轻的，表明这事儿您知道了。签一个字儿‘阅’，加重语气，表明您阅读过了。‘阅处’，那是上级领导批给您的，您要拿出具体的方案做答复。‘阅示’，那是下级请您指示的，您来告诉科室具体该怎么做。”

　　在我完全不懂工作的时候，我不可能做出正确的“批示”，前三天的“阅处”“阅示”，我都得请教栗主任，我该写些什么内容。我首先得认识科长的脸，再和他们交谈，然后再“批示”。

　　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有九个科室，我管四个：文化科、文化馆、旅游科、图书馆（规划中）。除了“非遗”工作十分明确之外，其余工作我都迷茫，打算用两周时间搞清。但是科长们说，两周太短了。

　　下午，我和文化科科长一起出门办事，去给文化馆的“社区服务点”揭牌。走出南院门向左拐，不远处有一座石雕牌坊，上书“德福巷”。这条巷子在西安有些特色，汇集茶楼、酒吧与咖啡馆，晚上比较热闹，白天倒没什么人。进入德福巷再拐个弯，路西的一栋小楼就是社区中心，腿有疾患的社区书记忙活着，跑上跑下，一块红绸缎覆在路边的牌子上。

　　社区干部不认识我，抬了抬眼皮，把头偏到一边去。文化科科长说：“这是我们新来的杨局。”干部连忙和我握手。仪式开始，工作人员五六名，摄影师一名，群众，无。有人给我准备了讲话稿，可是没有听众。我不太清楚我讲话的意义——在街边对着五六个人念稿子，然后等待他们鼓掌？不，我没有必要这样。

　　我说：“我不讲了，直接揭牌吧。”摄影师稍微愣了一下，他请我不要那么着急，让我先把手放在红绸缎附近，方便他对焦：“您揭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慢，这样我可以多照几张，挑选。”我听从他的建议，红绸子缓缓地落了下来。

　　这里有免费少儿手工课，志愿者常来服务，可惜的是社区每天下午六点准时下班，没多少孩子过来。社区图书室有几个书架，以野史为主，也不乏农业栽培、健康养生。这些书脊的字大得突兀，像是挣破眼眶的眼珠，上面标明的出版社我全都没听说过。我特意看了看儿童书，单独看名字没问题，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安徒生童话》……打开一翻，装帧彩绘简陋，译文删减乱改，一塌糊涂。

　　我暂时不敢表态，因为我不清楚这个事儿归不归我“管”。我出生以来的三十多年一直在校园，生活里没有“社区”这一级组织的概念。街道是什么？社区是什么？哪一级别更高？文旅局能管社区吗？我关于党政基层组织的常识实在太贫乏。

　　我揭红绸缎的照片很快出现在一篇图文报道里。合影中我职务最高，所以站在中间。正文也以我开头：

　　图文之间对我的重视，在我心里撩起一丁点快乐。我把文字来回读了几遍，感觉自己真的“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”做了贡献。

　　读第五遍或者第八遍时，我意识到不对劲，我在咀嚼自己的位置，嘴里是甜的。我贪恋这份甜，再咀嚼下去，以后会对自己职位、走位、排位、地位高度在意，发展成对权力的欲望，不断膨大，吞掉我。这种咀嚼已经损伤我的味蕾，我是个文学教师，我竟然丧失了分辨语言文字好坏的能力，以为“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……”这样复制的话语里包含了我的什么实质性功绩。那天，我不过撩起来一块红绸缎而已。

　　在我踏入官场的第一个月里，我去过不同的场合，“被重视”的轻微快乐以及“被忽视”的轻微失落，都发生过。我把它们摘出来放在手心注视，它们从什么样的土壤里长出来，我要把土壤清除，我不允许以后我的心里再长出这种蘑菇。

　　教师节快到了，几位已经工作的学生给我寄来花果茶，他们互相并不相识，却恰恰买了同一品牌的同一种味道——白桃乌龙。人过三十还能持续收获新的友谊，我得感谢高校教师这个职业。别的职场里多是冷漠争斗，高校却能遇到热烈的孩子。虽不频繁，但隔两年就有一两个能交心的朋友。我像是拿着布袋走在秋天的树林里，我不知道松果在哪里，但我知道，一定有松果在等我。

　　货运中转中心就像一个大埠头，我们在一米高的水泥工作台上干活儿，这台子我们叫它分拣场。分拣场有八到十个足球场那么大，上面盖着巨型的铁皮顶棚，四周是编了号的一个个装卸货口，一排排货车朝工作台停靠着，打开车厢门装卸货物。晚上登上分拣场，立即就能听见一阵延绵不绝的隆隆响声，低沉而浑厚，好像从远处传来的雷鸣，那是上百辆叉车碾轧地面时发出的声音。这些叉车就像工蚁，把从货车上卸下的快件送到各个组分拣，然后再把分拣好的货物送到对应的装车口。

　　因为那是在广东，一年里有九个月是夏天，白天太阳把顶上的铁棚晒得发烫，晚上也凉快不了多少。一般上班后个把小时，我就已经汗流浃背，直到第二天早上。后来我买了一个三升的水壶，每晚喝掉满满一壶，试过整晚上没有小便，水都从汗腺排掉了。

　　试工的三天，我被安排去倒包，这是我们组里最累人的岗位。那些包裹有轻有重，轻的几斤，重的五六十斤。如果只是倒两三个小时，大概多数人都可以应付，可是不停地倒一个晚上，对体力的消耗就很大，有些人就扛不住了；这个岗位也是组里唯一不让女工上的岗位。

　　初次干这活儿的人，都会掉一些体重。我有一个同事，入职只比我晚几天，他在三个月内从一百八十几斤，掉到了一百三十几斤。我原本就不算胖，但干了几个月后，也掉了十几斤。

　　我们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，一般情况下，早上下班前的两个小时会相对慢下来，可以干一会儿歇一会儿，而从晚上十点到早上五点这段时间最忙，基本上一刻都不能停。具体是这样的：我们晚上七点上班，先干到九点，然后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。吃完饭后，我们就从九点半一口气干到早上七点，连续九个半小时不再有进食时间。有些人会自带面包或饼干，半夜抽空往嘴里塞点儿。有些人就连着十个小时不吃东西，他们已经习惯了。我一般都带饼干，偶尔忘了带，肚子就饿得咕咕叫。

　　下班后我们要去吃早餐，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晚餐（大多数人每天只吃两顿），吃完饭就回住处洗澡、洗衣服了。衣服是很难洗干净的，因为晚上要搬抬货物，难免沾到各种污渍和油渍，而且人累的时候会这样想：洗太干净没有必要，第二天还是会弄脏的，再说高效的去污品也不便宜，打打肥皂也就行了。于是当衣服晾干后，甚至还能闻到浓浓的汗味。不过干了这种工作，自然而然地，人就会变得不介意这种问题。

　　睡觉才是最磨人的部分——对于日夜颠倒的生活，每个人的适应力各不相同。头几个月，我一直处在这种状态：每次到了凌晨四五点，我都困得不行，只要让我躺下，五秒内就可以睡着；即使不躺下，我也已经摇摇欲坠，经常眼前一黑就要失去知觉，可是随即又惊醒过来，重新撑起身体，那副模样就像一具行尸走肉——目光是迷离的，意识是模糊的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前一秒做了什么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有次我把两包快件的标签贴反了，发去重庆的贴上了北京的标签，发去北京的贴上了重庆的标签，幸好在装车前就发现，被追了回来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每个晚上，当我被睡意折磨得走投无路时，我都会在心里赌咒：下班后一定要不顾一切地立即狠狠睡上一觉。可是等到早上下班后，睡意已经过去了，人又精神了起来。而且，因为刚刚长时间地从事完身体并不喜欢的劳动，心里会生出一种奇怪的厌烦，渴望着做些身体喜欢的事情，以压制那种厌烦感，使身体得到补偿，恢复活力。我看到有些同事经常下班后去唱K，唱到下午快天黑时，匆匆地睡一两个小时又来上班。我可不是那种疯狂的人，我不想把命丢在工作里。所以我采用一些温和的方式，比如说早餐吃好一点儿，或者去附近的村子逛逛超市，虽然那个超市很小，商品种类不多，但我发现逛超市对我有减压的效果，即使逛完后我只买一两种东西。

　　但问题是我仍然不想睡，也睡不着。到了下午，我又开始为睡眠焦虑了。最初我住的房间很热，夏天室内有三十几度，墙壁被太阳晒得滚烫，吹风扇也不顶用。为了省钱，我租了个没空调的房间，其实带空调的房间只贵50块。大约到了8月份，我真的熬不住了，感觉自己只剩半条命，于是联系了房东换房间。可是夏天哪有空余的空调房，房东一味忽悠我，老是说快有了，实际连影子都没有。就这样被她耗了两个多月，连中秋节都过了，她突然联系我，说有空调房了。这时候天气其实已经凉爽了一点儿，但还是很热；在广东，即使到了10月份，温度也维持在三十几度。所以我还是立刻换了房间。不过在换了房间后，我大概只开过三四次空调，高温天气就逐渐结束了。

　　除了热以外，噪声也是妨碍睡眠的因素。我住的这种出租房，楼下的大门没有门禁系统，假如租户有访客来了，要不就电话联系下去开门，要不就直接在楼下喊。只要楼下一有人喊，就会把我吵醒，这时我真想下去掐他们脖子。

　　不过，即使没有噪声，气温也降了下来，我也还是很难睡着。为此我想了很多办法。安眠药我买不到，听说黑巧克力有助于睡眠，我就把它当药吃，睡前服一片——这当然不管用了。褪黑素我也买了，可是完全没有效果。最后只能采用老办法——喝酒。

　　我经常一边喝一边看书，喝完后完全不记得看了些什么，有时我要喝个二三两才能躺下。晚上我是六点半起床，假如中午两点前能睡着，我就会感到庆幸。但在有些糟糕的日子里，我甚至过了四点还醒着，这时我就会非常焦虑。在到D公司之前，我每天要睡七个小时；但上夜班之后，我日均只睡四个多小时。

　　喝酒导致的另一个问题是，睡醒后我还是醉醺醺的。幸好我是走路上班。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，每一步踏下去，路面的高度都不相同，而且说不清楚是我的身体在摇晃，还是这个世界在摇晃。假如没有醉得那么厉害，我就会感到困乏，觉得像是完全没有休息过一样。在上班的路上，经过一排平房，闻到屋里传出的饭菜香味，看到别人已完成一天的劳动，正惬意地瘫坐在沙发上，我深深感到这种休闲的时刻才是真正的幸福，而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干活儿就已经比他们更累了——这时候我就会恶毒地咒骂自己，我的身体咒骂我的意志，我的意志也咒骂我的身体，我发誓明早下班后要立刻睡觉。可是到了明早，情况又和前一天一样，就这么周而复始。

　　文字丨选自1.《劳动者的星辰》，范雨素、郭福来等 著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｜世纪文景，2022-08

　　2.《岂不怀归：三和青年调查》，田丰、林凯玄 著，海豚出版社，2020-07

　　4.《做工的人》，林立清 著，赖小路 摄影，中国工人出版社，2017-12

　　图片丨选自电影《不止不休》《李米的猜想》《阳关普照》《白日之下》《富都青年》，电视剧《大江大河》《山海情》《乔家的儿女》《不良执念清除师》《做工的人》剧照